我国监察官制度的立法构建——对监察官范围和任职条件的建议

通过立法构建监察官制度是贯彻实施监察法的要求，也是监察官专业化的客观需要。通过监察官法确认监察官专业化的发展目标和基本框架，有利于推进监察官制度的法治化，促进监察官队伍高质量发展。针对中纪委监察官法（草案初稿）关于监察官范围和任职条件的规定，提出以下立法建议：“全员式”进入监察官序列的设计思路值得商榷。监察官属于特殊的监察人员，其范围应小于监察人员。监察人员也不同于监察机关工作人员。适当放宽监察官任职的身份限制。取得法律职业资格虽然不宜作为初任监察官的任职条件之一，但是可在初任监察官考试时享有法律科目的免试或作为未来晋升时的考量因素。     

日本社会教育的概念研究

明治维新后，伴随着近代学校教育制度的诞生，日本的社会教育也应运而生。本研究不仅考证了社会教育在日本的由来，确认了社会教育乃日本明治以后出现的特有的教育形态；并从教化型、民主型、终身型等三方面厘清了日本不同历史时期学者对社会教育的多元界定；而且对日本的社会教育和社会事业、社会政策、国家教育、国民教育、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终身教育、终身学习、成人教育、社区教育等相关概念的区别与联系进行了辨析。在此基础上，归纳了日本社会教育概念的五个特征，即丰富多样性、暧昧模糊性、服务主体性、法律健全性、实践追求性等。     

地方创新性立法的限度及其规范化

地方创新性立法是推进地方治理法治化的重要手段,鼓励地方立法创新是完善我国立法体制的应有之义。为实现地方创新性立法的规范化,应明确地方性事务的判断标准,引入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加强立法决策量化论证。     

立法视角下的《反邪教法》立法必要性探讨

邪教犯罪是当前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重要社会问题，也是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预防与打击各种社会犯罪中的首要任务之一。本文梳理我国打击邪教犯罪方面的立法规定，针对我国邪教问题表现出来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指出迅速制定出台《反邪教法》，从而对其进行有效的规范和控制。     

比较法视野下的劳动者集体争议行动之法律规制

利益调整所引发的集体争议行动是市场经济背景下劳资争议的重要型态。基于劳资自治的保障需求,大多市场经济国家(地区)对劳动者集体争议行动这种侵权行为予以有限制的法律保护。我国因加薪所引发的集体停工频发,凸显了法律对集体争议行动失范及其法律秩序重构的必要。借鉴国外立法例,结合国情,我国宜采取消极立法模式,通过特殊的法律责任豁免制度和特殊的劳资利益争议处理程序,以规范劳动者集体争议行动。     

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立法完善思考

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屡禁不止，对公众隐私、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造成了严重侵害。究其原因，现有的法律制裁体系存在漏洞，惩戒力度不足，相关法律之间存在冲突。面对当前愈演愈烈的犯罪形势，有必要重新检视立法的相关规定，完善法律制裁体系。破解这一难题，首先，应当完善刑事制裁，修订《刑法》第283条和284条的相关规定，提升法定刑的幅度，增加罚金刑；其次，应将非法生产、使用和销售间谍专用器材以及非法生产、使用和销售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的行为纳入《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调整范畴，同时，还应当探索对可能用于窃听、窃照的专用器材设定行政许可的可行性。     

清末北京城市治理和治安立法样式的法理分析

清末北京城市治理和治安立法是依法治市，实现城市治理法治化的新尝试，可谓中国城市治理和治安法制模式的现代化启动。从法律文本分析入手，对清末北京城市治理法规的结构、渊源及其社会基础等相关问题在制度层面进行探讨，可以反映北京城市治理和社会治安法律制度的实际变迁。可以说，该时期的有关立法尝试是具有现代意义的城市法制建设活动，在推动北京城市治理初步迈向法制现代化的同时，也深刻影响了民国时期及其后来城市立法样式及法制现代化进程。     

Determinants of legislative turnover in Western Europe, 1945–2015

This article explains legislative turnover in eight West European legislatures over 152 general elections in the period 1945–2015. Turnover is measured as the rate of individual membership change in unicameral or lower chambers. It is the outcome of a legislative recruitment process with a supply and a demand side. Decisions made by contenders affect supply, while decisions made by parties and voters influence demand. Such decisions are shaped by four political and institutional factors: the institutional context of political careers, or structure of political career opportunities; political party characteristics; electoral swings; and electoral systems. Ten specific hypotheses are tested within this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e structure of political career opportunities is the most decisive factor explaining variability in turnover rates, followed by electoral swings and political parties. Electoral systems show less substantive effects. Electoral volatility is the predictor with the most substantive effects, followed by duration of legislative term, strength of bicameralism, regional authority, gender quotas, level of legislative income and district magnitude.     

应对数字艺术公共安全隐患的立法策略研究

当下数字艺术的产生和迅速崛起从根本上改变了原子艺术长期以来建构起来的艺术生态和艺术秩序,引发了某些引起人们重大关切的公共安全问题,其中突出的有网瘾问题、网络文化低俗化问题、数字谣言问题以及数字艺术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等。这些问题不同于原子艺术公共安全隐患发生学上的外生性、随机性和个别性,而是呈现为内生性、公共性、流行性和危害性特征。一条比较可行的防控策略是在对数字艺术实施事前立法规范的同时,对数字艺术公共安全机制同步实施事后追溯监管。此外,加强数字艺术公共安全性及其应对机制的科研攻关和科普宣传,尽快提高全社会对数字艺术特殊规律及其公共安全性的认识和了解也是当务之急。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立法完善

《刑法修正案(八)》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做了重大修改,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即"反黑三罪")以及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相关的强迫交易罪、寻衅滋事罪、敲诈勒索罪等罪名进行了立法完善,这对于加大打击黑社会组织犯罪力度,完善刑罚措施起了重要作用。